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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清早期或更早已有红木家具的出现，只不过不为人重视，其数量也远不如紫檀、黄花黎及榉木、铁力、榆木家具。“乾隆以前不可能有红木家具”的论述也是有些武断的。我们也同时不得不承认红木家具是从清中期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的，它的横空出世并不是偶然的。其式样与工艺的传承不可能与明朝及前清绝缘。
绘画、书法、诗词、散文、戏曲及其它艺术形式在明中期以前就已牢固确立。家具的基本形式与结构在宋朝的绘画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我们看到的明式家具是没有太多区别的。并不是明末才创造的明式家具，只不过我们所能见到的传统家具大多为明末及前清所制的缘由。木质家具的保存是极为困难的，它除了木质家具本身的材料问题外，它不间断地被使用、移动或买卖而拆卸、长途转运及不科学的保存方法，也是我们难以见到明中期以前或更早的家具的原因。
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极为漫长的封建社会，互相封闭隔绝，信息交流困难，这也使得艺术形式得以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而很少变种、变样，如傩戏、信天游。家具的式样也是同样的道理。简洁流畅的明式家具过渡到重装饰的清式家具，其过程不是急变，而是渐进的。即使这样，明式家具也并未从红木及红木家具大量出现后而从家具的历史舞台中消逝，可以说明式与清式并行，只不过是清中期以后，明式所占比重大不如以前。清式家具显著的、可找到明证的除了紫檀外，耀眼的的就是红木了。有时红木家具似乎成了清式家具的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木名副其实地充当了明式家具向清式家具过渡或转变的载体。
清中期的红木家具初一直很忠实地承接明式家具的所有象征性的符号，并没有过多的革新。由于紫檀、黄花黎原料来源减少，仅供宫廷使用也难以满足要求。其它地方更是难得一见。红木的粉墨登场也就成为必然。红木除了色泽、密度（一般沉于水，有的比重超过紫檀木）、纹理近似于紫檀外，其价格大大低于紫檀、黄花黎。红木的价格一般仅为紫檀木的十分之一左右，且产地分布较广，东南亚、南压、非洲及南美洲均有大量出产，而不像紫檀仅产于印度南部狭窄的热带雨林，黄花黎也于海南岛“不服王化”的苗黎高山。红木供给量大，大径材易得，价格相对低廉，这样不仅水路通畅的广东、福建及江浙沪地区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大量的上等红木，而且内陆的山西、河北、河南，甚至于陕西、四川目前仍可以看到两百多年前的红木家具及其它红木小件。这样红木家具的式样也就不限于宫廷的所谓明式或清式了，主要根据当地的传统家具式样进行制做。到过京城或大城市的官员、文人或商人，如山西的银行家、商人还是过多地追求宫廷式样，也有的将广州或上海的有西洋符号的家具移植到晋作家具上。
另外，红木家具的式样也越来越讲究实用性。流传至今的仍可以使用的大量红木餐桌、餐椅、书柜、条案以及可以随意移动的椅凳就是明证。
这样，红木家具的式样与传统的明式渐行渐远，呈地方化、平民化、多姿多彩，为达官贵人及一般有身份而又富裕的阶层所接受。
